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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支配的恐惧

　　1月7日，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自杀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同济大学宣传部部长朱大章称，导师陆琰君的教学工作已被暂停，学校已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

　　三个星期前，陆经纬发给导师陆琰君的最后一条微信是：我去跳楼了，学院章小清教授会找你谈的。

　　之后，他便从实验室的窗口跳下，终结了生命。

　　据微博用户烫烫大卷爆料，在此之前，他被导师威胁，不帮其完成两篇论文，就别想毕业。

　　临近毕业，当所有人都在着手准备毕业论文时，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两篇难度极高且与自己研究课题无关的论文，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同济求学3年多，陆经纬活在被导师支配的恐惧之中。

< 图片来源：头条号陆经纬爸爸 转自：微博@祝卓宏 >

　　一年365天对他来讲没有休息日可言，大多数节日都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做实验、整理资料……两度因过劳而休克晕倒。

　　其实很多所谓的工作与他研究的课题毫无关联，比如帮与导师有业务来往的某医院领导的学生写论文。

　　但得不到导师的批准，完不成导师交待的事，他便不能休息。

< 图片来源：头条号陆经纬爸爸 转自：微博@祝卓宏 >

　　这一年，被导师逼上绝路的不止陆经纬一人。

　　还有西安交通大学的杨宝德和武汉理工大学的陶崇园。

　　再往前追溯，这样的悲剧近年来不断重演。

　　知乎上，“什么样的导师最坑人？”一问有1396个回答，其中一则痛诉学生被导师当家庭保姆使唤，写论文靠自力更生的答复获得了6800多个赞同。

　　一个人的死亡或许是极端事件，但当这种现象扩散为一个群体时，我们不得不深思悲剧背后的原因。

2

象牙塔里的“学术苦力”

　　在高校，很多研究生和博士们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

　　但“老板”一词指代的并不是公平的“雇佣”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的压榨。

　　这种压榨建立在导师的强势和学生的弱势之上。

　　一边，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评估学生学术成果，决定学生能否毕业；也掌握着学生的“经济大权”，不仅生活补贴、课题基金都要经过导师之手，连有无课余时间做兼职或实习都要看导师的安排。

　　另一边，学生要么跪舔，要么滚蛋。

　　在这种不对等的条件下，“学术奴隶制”应运而生。

　　导师如同奴隶主，坐拥资金数额不等的课题项目，分配给学生完成后，冠之以自己的姓名。

< 图片来源：头条号陆经纬爸爸 转自：微博@祝卓宏 >

　　有的导师甚至让学生为自己或自己亲戚的公司打工。

　　学生如同苦力，朝五晚九地在实验室为导师工作，不仅没有假期，连一点劳务费都要被克扣。

　　只需支付比富士康工人还低的工资，就能创造出学术成果。

　　一个在读生物学博士，每天在实验室加班到凌晨，每个月国家和实验室补贴加起来不到3000元，快30岁了还没有五险一金。

　　在廉价劳动力的诱惑下，为了让学生长期为自己打工，延迟学生毕业的导师大有人在。

　　曾经，中南大学研究生姜东身跳楼前留下5000字遗书，质问导师杨忠炯：

　　你为什么给研三研二8个人每人打5000元科研津贴，又让取了交给你？虽然研三每人又给到手了1500元，可那3.4万元又是怎么回事儿？

　　从陶崇园与导师王攀的聊天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发给同学们的论文奖励由他再次收回一部份“捐”给研究所。

　　都说大学不差钱，为什么学生交了学费，还得“捐钱搞建设”？

　　可见套取劳务费已成为一种潜规则，且为达目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班”时间为老板打工，下了班，学术苦力们还得变身为家政人员帮导师打理家务，不仅24小时随叫随到，还必须保持微笑服务，不然会收到差评。

　　风雨无阻地给导师送饭是最基本的，杨宝德生前就经常被导师派去买菜，陪逛街，给导师朋友的女儿做家教。

　　陶崇园去导师家打扫卫生，洗衣服时在口袋中发现1500元后立即报备。

　　除了打工仔和保姆，学生还身兼公关的工作，陪导师出席酒宴应酬。

　　不仅如此霸占学生劳动，更有甚者还强行干涉学生的感情，对其进行骚扰。

　　前有杨宝德的导师说“女朋友配不上你”，后有陶崇园的导师让其叫“爸爸”示爱。

　　男生尚且这么难，女生更不容易。

　　2018年第一天，华裔女学者罗茜茜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打响了中国Metoo运动第一枪。

　　随后陆续有一些经历了同样遭遇的女生，站出来指认陈小武。

　　而这些禽兽导师在被事发之后常以“恋爱”为说辞。

　　即使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教师和工作人员手册里都有这样一条规定：严禁教师与学生发展浪漫关系。

　　磨灭学生学术热情的不止水深火热的生活，还有学术盗窃。

　　虽然现在各校严厉打击学术抄袭，却对学术盗窃视而不见。

　　百度搜索“大学校长抄袭”，你会看到，河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前校长都曾身陷学术论文抄袭事件，事发之后，均由学生挡枪。

　　那么撰写论文的既然不是校长，为何论文署名却是校长，其中原由尽在不言中。

　　最近，中科院硕士刘毅因导师李啸利用自己实验得出的数据撰写成论文发表，将其告上法庭，揭开了多年来学术盗窃的遮羞布。

　　这篇论文的思路是刘毅自己的，数据也是由他做实验得来的，而导师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实验，得出数据后又欺骗他共同撰写论文，之后强占第一作者的位置。

　　但即使刘毅已经列出了诸多证据来证明，却极有可能败诉，只因论文执笔者为导师。

　　维权难成了以毕业为要挟之外，学生们选择隐忍的主要原因。

3

生命是自己的，别做无畏的牺牲

　　姜东身抱着将死之心讨伐导师杨忠炯克扣劳务费，纵容学生学术造假还传授假经验，留下的5000字遗言并未对杨忠炯造成任何影响。

　　至今他仍在中南大学任教，担任博士生导师。

　　为导师儿子辅导了三年英语，到头来却被骂“没用”的贾昊选择了跳楼。

　　即使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已证明了王攀对陶崇园的骚扰和控制，几个月后，王教授依然能回到校园继续授课。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学生的自杀、自伤，是由于教师体罚学生所致的情况下，学校才承担责任，否则学校无责承担责任。

　　而导师学术压榨，并不被视为体罚。

　　自杀无法追责。

　　年轻的生命化作一缕青烟之后，导师们安然无恙，只留给亲人和朋友伤痛。

　　生前，他们为导师当牛做马，被榨干智力，体力，死后却被某知名编剧贬低为情商低，心理脆弱。

　　有人说导师们难逃指责，但人死不能复生，迟来的道歉在生命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更可悲的是在一篇疑似王攀的回应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依然将这套越界的模式比做古代入室弟子，将让学生给自己做家务说成从师生之间的“特殊语言”。

　　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却不知将弟子“视为己出”和“视为自己的所有物”之间的天差地别。

　　很多学生，因为不想让父母担心和失望，直到精神崩溃，也从未向他们倾诉过自己的遭遇。

　　面对步步紧逼的导师，压力如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大，直至他们无力承受，一句恶语就足以将他们推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遭遇无良导师压榨，处于弱势的学生想要熬到毕业，只能斗智斗勇，搞好心理建设。

　　师生博弈犹如宫斗大戏，有人想方设法抓导师的小辫子，有人壮着胆找导师谈判。

　　一味的顺从和幻想他们能施舍好处是大忌，因为越听话越受欺压，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发觉自己情绪异常时，一定要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应对的办法，消解郁结，及时寻求心理援助。

　　万般痛苦时，一定要问问自己，凭什么要为一个无良导师做无畏的牺牲，这种没有尊严的求学之路，还有没有必要走下去，别为了一张学历证书摧毁自己。

　　在《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里，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说道：

　　一个人能否成才不决定于名校名师，也不决定于学历和学位的高低，而只能决定于你自己。

4

别让学生们跪着拿学历

　　导师压榨，学术腐败，昔日的象牙塔已变成“丛林”。

　　导师如同伸展枝叶的乔木，榨取学术成果，争抢项目资金和资源，而密林之下的学生抬头看不见阳光。

　　面对权力和地位的压制，很多学生为了顺利毕业，越来越“佛系”。

　　一届届学生中流传着顺利毕业的秘诀：学得好别想毕业，学得差更别想毕业，“中庸之道”正好。

　　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在学研究生263.96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36.2万人。

　　而今年，中国考研人数达290万人次，再创新高。

　　很难想象，当他们怀着学术热情走进学校，却被导师视为廉价劳动力；当他们做出学术成果，却被导师霸占了第一作者署名。

　　在残酷的现实中，还有多少人能保持初心，又有多少人变得麻木？

　　离开象牙塔，这种畸形的师生观念依然如影随形。

　　“翻译大神”谷大白话仅译书中一篇内容，就以主要译者署名，将负责了绝大部分翻译工作的员工标为助理译者。

　　而微博大V五岳散人却为其辩解说：“为啥有时候发表论文，明明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是导师排第一作者？”

　　师威之下的学术乱象，被当作典范。

　　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却以恩师自居。

　　很多高校制定的教师行为手册、行为规范如同废纸，监督师德仍然在靠“人治”。

　　在劳动力市场，被老板欺压，可以愤而离职，找劳动仲裁部门讨回公道，但在校园里被导师压榨，却申诉无门。

　　即使有心抗衡，也只能等顺利毕业之后，实名举报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很多场合提出这个问题。

　　对于高校而言，应该建立有效的师德监督制度，打通学生申诉渠道。

　　别让“学术奴隶制”消磨莘莘学子的学术热情，别让学生们跪着拿学历。

　　鲜活的生命已然陨落。

　　愿逝者安息，愿天堂里没有无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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